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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陝北山溝溝裏尋找自己的人生

來源:運城日報發佈者:時間:2021-05-27

■吳曉徵

文聯組織採風,延川的路遙故居是其中必去的地方之一。

路遙是中國當代文學的高峯之一。他的長篇小説《平凡的世界》風靡一時,至今,各大衞視頻道仍在播放根據小説改編的電視連續劇。

路遙的故居位於延川縣郭家溝村,石面窯洞,整潔幽靜。這是陝北黃土高原特有的民居。門前一棵大槐樹,樹下是路遙的雕像。靠牆的石碾子早已成為一道風景,靜靜地敍説着當年的歷史。各窯洞根據功能陳列布置,主要有緬懷路遙、輝煌人生、路遙書屋、《平凡的世界》《人生》連環畫展廳、放映室、研討交流室、閲覽室等。這些陳列館濃縮了路遙不平凡的人生。

路遙出生於1949年12月,與共和國同齡。他是陝西清澗縣王家堡人,原名王衞國。1957年秋天,因家庭困難,他被過繼到延川縣郭家溝的伯父家為子,此後一直在這裏生活、成長,直至1973年進入延安大學中文系學習。郭家溝的山水養育了他的生命,陝北的黃土地給了他豐厚的文學營養。他的小説也多取材於這裏。郭家溝是他的家,更是他文學資源的富礦。

我最早知道路遙,是因為讀了他的中篇小説《人生》。

1985年,我正在上中學,偶然看見一本《收穫》雜誌,裏面有他的中篇小説《人生》。我一口氣讀完,當時就被高加林的形象深深感動,而更多的是對他的命運的切膚感受。

我的命運與高加林有點相似。

我出生在下化的一個小山村,五年級時受語文老師杜曄的影響愛上了文學,立志將來當個作家,初三時即出現嚴重的偏科。那時,雖然我在課堂上一本正經,但內心早就徜徉在文學的海洋裏了。對於老師佈置的作文,往往洋洋灑灑,動不動就寫幾千字。高一時,學校成立了育花文學社,我擔任了首任學生社長,負責保管文學社各種報刊。當時高考錄取率很低,一個班能考上中專的也不過幾個人。大學對我來説,只能是天上掉餡餅。高二時,中國青年報刊發了一則啓事:安徽大學舉辦文學函授班,成績優異者,可免試推薦上大學。這成了我的救命稻草。在嚴志仁老師的幫助下,我報名參加了函授學習,每月準備一篇文稿,郵寄給輔導老師石非,他批改後又返郵回來。中間有一篇文章還上了輔導刊物。

這期間,我有過一次不算初戀的初戀。初三時,班裏有個外地女生,我們都喜歡文學,雖然同在一班,但很少説話。中考完後,她由於家遠,回不去,一個人在校門口徘徊。我和幾個同學正好出來,大家取笑我,説她是在等我。等我就等我唄,我第一次大着膽子上前與她説話,並彼此留了通信地址。中考放榜後,我上了高中,她去了衞校。當時大中專學生畢業還包分配,這等於是她端上了鐵飯碗。後來,她多次來信,要我好好學習,爭取考上大學,並郵給我很多學習資料。可惜造化弄人。一次,她專門從學校回來看我。約好時間,我借了一輛自行車,早早去東關汽車站等她。按時間計算,已過了一個多小時也沒等到她,只好心灰意冷地返回學校。後來得知,那天汽車晚點,她來了一直找不見我,等了一個多小時後,只好返回學校去了。這件事後,我感覺自己配不上她,主動提出了“分手”,免得雙方今後痛苦。那份情誼也一直留在了心底。

1987年7月,高考結束後,我收拾好行裝回到山裏。那段時間,家裏正好翻麥茬地。我跟着二哥學了兩天犁地,就可獨立上地勞動了。每天早早起牀,我趕着大騾子去犁地,一直將家裏的十幾畝地翻了兩遍。8月份的時候,我決定去母校,看看是否有我的信件。當時的信件都放在門房,上學時因為經常拿報刊,門房的人我都熟悉。我從一沓信中,一眼看到安徽大學的錄取通知書,那種喜悦簡直就像“范進中舉”一般。10月初,父親賣了家裏唯一的改裝車,湊足了學費,讓我踏上了南行的列車,第一次走進了安徽省城合肥。

安徽大學是一所老牌大學,也是安徽省的重點大學。我們被獨立編為文學創作班,歸屬成人教育學院管理。到校後才知道,我原來的輔導老師叫王釋非,是安大圖書館系主任,他還專門請我到家裏喝黃山毛尖綠茶。我們的班主任叫徐文玉,是安大中文系主任。全班12名老師,其中10位教授、兩位講師,都是中文系的“活躍分子”。我們班24個學生,來自14個省份,年齡從18歲到40歲不等。這24個同學是從全國7萬多名函授生中挑選出來的。

成人大學的管理相對鬆散,上午有三個半小時的課,下午自學或寫作,一年14門功課。學校還請過幾位著名作家和導演來開講座。1988年7月,合肥的天氣異常酷熱,連續40多天滴雨未下。屋裏屋外悶熱難耐,學校為了照顧我們,提前一週舉行了畢業典禮,全班同學便各奔東西了。

從省城到縣城,從縣城再到老家農村,我轉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原點,內心的落差可想而知。回來不久,我特意到縣廣播站找到高冠世老師,讓他留意有需要寫材料的單位幫忙推薦一下。我的舅舅曾是一名小學教師,他還特意找到當時的下化中學領導,希望能給我謀一份教師的工作。作為農村人,有很多無可奈何。在家休息一段時間後,我便換上舊衣服,跟着哥哥去礦上打石頭。十磅的鐵錘,掄上一天,人躺在石頭窩裏也能睡得很香。8月下旬,我到城裏看同學,順便去見高冠世老師。見面後,他説人民銀行要個寫材料的,他已給我寫了封信,讓我下山去看看。這封信直到我上班一段時間後才收到。當天,我便跟着他去人行見徐天貴行長。徐行長是個知識分子,比較愛才。看過我的簡歷和發表的文章後,他與我交談了半天。第二天,他們研究決定讓我到人行上班,職位是打字員兼通信員。

我高興地回家收拾東西,準備進城上班,全家人幾乎不敢相信這事是真的。一個純農民的後代,沒有任何的社會關係,突然就能去行政機關上班,這比天上掉餡餅還要傳奇。9月5日,我正式到人民銀行上班,命運從此與城市連在了一起。

在人行工作七年間,我一人兼打字員、通信員和文祕三職於一身,苦累不説,閒暇之餘又拿起了筆,先後在《山西文學》《河東文學》《運城日報》等發表小説、散文等,在《城市金融報》《山西日報》和山西電視台等發表了新聞作品。其中,小説《葫蘆套風情》在《山西文學》刊發後,又入選河東五十年小説集;小小説《吉祥》入選中國微型小説選刊。1995年8月,河津報社成立,我又進入報社,正式從事新聞工作。這幾年,作協的同事都笑我是文學界的叛徒,其實我是不大認同這個説法的,自己雖然小説寫得少,但散文還是有些成績可言的。尤其是河津的很多風景名勝、非遺項目、文化遺蹟,在我的推動下,有的得到開發,有的得到保護,有的走出河津,成為全國品牌。那種收穫的幸福是別人無法理解的。

這次到路遙故居採風,我一下子又回到了《人生》的情節裏,和着自己的身世,那種生活體驗、那種人生感懷,一直在內心裏翻滾。從喧囂的城市到靜謐的鄉村,從文學的市井到神聖的殿堂,膜拜之心油然而生。我挨個轉完陳列室,又到村裏看了看隊部和吃水井,還專門購回一本精裝版《人生》。現在,我不僅僅是在讀路遙,而是從中尋找自己的影子。

對一個人來説,命運是努力與機遇孿生相伴。路遙是屬於陝北的,更是屬於全國的。而他的根永遠在陝北的山溝溝裏。他的人生像早晨從中午開始,又像黃葉在秋風中飄落。

每一個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學地域,而對於我,創作的地域就在河津這片熱土上。也許在有生之年,我會重新迴歸,讓這片土地在我的筆下復活、昇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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